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应率先建回应型政府dd-【新闻】

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:应率先建"回应型"政府

原标题：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：应率先建“回应型”政府

访谈嘉宾：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所长 刘平

《决定》提出，科学的宏观调控，有效的政府治理，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，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。

“割肉式”改革，要把权力变义务

问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，同时也提到“有效的政府治理”，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。在此时提“转变政府职能”，与以往有何不同？

答：转变政府职能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说的。此次《决定》将市场的“基础性”改为“决定性”，两字改动，必然要带动政府一连串职能的转变。现阶段，简政放权是重点。政府的职能将由重审批向重服务过渡，由大包大揽向 “守底线”转变。

从《决定》看，这次提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，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，一律取消审批。足见改革之决心。之前几轮行政审批改革，大多是地方政府在探索，这次向国家部委开刀，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问：政府职能转变好比“割肉”，触动利益的事难度会很大。

答：所有的改革都是革自己的命，李克强总理曾说，“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”，“有割腕的感觉”，但不能不做。行政审批就是处理政府和社会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行政许可本就是给市场、给社会、给老百姓的权利，现在却变成了行政机关的权力，有的甚至变成了变相寻租的机会。说白了，政府审批 “做减法”，就是把原本属于老百姓、属于市场主体的权利还给他们。认清这一点，才能动真格。

问：也就是说，要真正放权？

答：是把政府的权力变成义务。这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，就已经体现出来了。谁都有权当老板，老板交多少钱证明自己信誉，自己选择。商事登记的认交制，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。政府只是提供保障，对其资格、能力作出行政确认，而不是由政府决定你办这个企业要交多少钱。

问：我们也看到有些权从市里放到区里，其实还在审批，换汤不换药。

答：这里面其实存在着寻租的问题。有些权力名义上放下去了，实际上给了相关企业、协会等“二衙门”。放权要能解决实际问题，所以政府简政放权不是简单“做减法”。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类似情况，上级部门把权力留下，只下放责任到下级。要权、责、法三权匹配，事权下放的同时，也要对应公共财政的下放。

政府少干“坏事”，还要多做好事

问：《决定》中增加了政府“环境保护”的职责，怎么看？

答：政府职能不能简单“做减法”。过去，有些人认为，政府少管一点就是好事。我们认为，政府职能该减的减，该加的还要加：要强化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职能和社会保障服务功能，并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化为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。按照新行政法的提法，就是要求政府不光要“少干坏事，还要多做好事”。不仅要求规范行政，也要求积极行政，这些都是有现实意义的。

比如食品安全，要求政府执行最严的监管。对于市场竞争，要求政府保障公平交易。而应对当下的环境问题、污染问题，政府也需要担负起责任来。严格地讲，环境保护也是公共服务的一种。

问：政府的“好事”该怎么做？

答：要有“底线思维”，我们谈论经济问题常用到 “底线思维”，涉及民生领域我们也做好托底，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。以食品为例，政府要管住的是安全问题，至于口味和适应哪个消费层次，则应该由市场、社会来检验。再如信誉问题，政府要管的也应该是基本信誉，比方说是否有违法记录等，所以政府现在取消了驰名商标、著名品牌等的评选，说明这个认识在逐渐清晰。

问：换句话说，底线之上需要有人“接手”？

答：对，政府要“割肉”放权，社会也要培育“接手”，只有真正属于民间的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成熟，才能把政府放下的权力有效使用起来。确实，现在存在“没人接手”的困境。这方面，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，需要承担起发育、培养社会组织的责任，这也是其“社会管理”职能在当下的重点任务。

推进政府改革，强化三个倒逼机制

问：上海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在哪里？

答：三个倒逼机制，将推动下一步改革。通过信息公开倒逼透明政府的形成。上海在2004年首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，比全国早了4年，上海老百姓在使用政府信息方面也是位于全国前列的。信息公开使得行政更加透明，老百姓知道政府在做什么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

通过程序设定倒逼行政效率提升。浦东综合配套改革，探索的告知承诺制、并联审批制，都是较早的。另外上海在探索综合执法体制方面也是超前的，文化、水务、交通等综合执法，取得了成效。

通过把权力变为义务，倒逼服务政府的形成。当下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对于审批制度可谓是釜底抽薪。“负面清单管理”仅限定企业“不能做什么”，并以“清单”方式进行列示，法无禁止即可为，体现了“放权”的改革思路。

问：进一步改革的难点呢？

答：上海最早倡导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，提出“二高一少”的目标(注：全国行政效率最高、行政透明度最高、行政收费最少)。但是很多改革光在地方区域内是很难做成的，尤其市场行为是全国性的。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说，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，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。这话讲得非常好，上篇不改就没有下篇；上面改了，没有下篇的话，就没有好的结果。说明改革要上下联动。这次《决定》将顶层设计描画清晰，包括不再单纯将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等，相信地方政府在此思路下会有做好 “下篇”的明确路径。

另一方面，职能转变不仅包括职能内容转变还有随之而来的机构优化。从法治角度看体制改革，目前我们缺乏行政组织法，行政编制的法制化至今也还没落地。而一般法治国家，行政组织法、行政行为法、行政救济法三类法律都是齐备的。于是，我们的改革，往往机构少了，人一点没少。当然这不只是上海遇到的问题，而是全国层面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，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法制“固化”。

问：除了顺接“顶层”，上海还有哪些探索空间？

答：自贸试验区自然是重点。从法治的角度讲，我认为，上海应当提率先建设“回应型”政府。在国外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，法律要回应社会、民众需求，不能将法律固化、僵化。我们的目标是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，但是政府提供的服务，也有“适销对路”的问题。不能是老百姓不要的我非给你，老百姓要的我没想到要给你。

问：跟之前提的“问题导向、市场导向、需求导向”异曲同工？

答：也可以这么说。“回应型”政府就是要着眼实际问题，明确了解社会和百姓的需求，根据这些需求作出“回应”，提供让老百姓满意的公共服务。这是法治的思维，更应成为政府的思维方式。

千龙网·中国首都网专题：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

千龙网·中国首都网专题：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

河南抽子

福建黑羽乌鸡

安徽泵车

济南天津不锈钢精密铸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