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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应率先建回应型政府dd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10 08:41:51 阅读: 来源:矩形管厂家

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:应率先建"回应型"政府

原标题:上海改革攻坚创新探索:应率先建“回应型”政府

访谈嘉宾: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所长 刘平

《决定》提出,科学的宏观调控,有效的政府治理,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,深化行政体制改革,创新行政管理方式,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,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。

“割肉式”改革,要把权力变义务

问: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,同时也提到“有效的政府治理”,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。在此时提“转变政府职能”,与以往有何不同?

答:转变政府职能,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说的。此次《决定》将市场的“基础性”改为“决定性”,两字改动,必然要带动政府一连串职能的转变。现阶段,简政放权是重点。政府的职能将由重审批向重服务过渡,由大包大揽向 “守底线”转变。

从《决定》看,这次提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,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,一律取消审批。足见改革之决心。之前几轮行政审批改革,大多是地方政府在探索,这次向国家部委开刀,真正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问:政府职能转变好比“割肉”,触动利益的事难度会很大。

答:所有的改革都是革自己的命,李克强总理曾说,“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”,“有割腕的感觉”,但不能不做。行政审批就是处理政府和社会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行政许可本就是给市场、给社会、给老百姓的权利,现在却变成了行政机关的权力,有的甚至变成了变相寻租的机会。说白了,政府审批 “做减法”,就是把原本属于老百姓、属于市场主体的权利还给他们。认清这一点,才能动真格。

问:也就是说,要真正放权?

答:是把政府的权力变成义务。这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,就已经体现出来了。谁都有权当老板,老板交多少钱证明自己信誉,自己选择。商事登记的认交制,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。政府只是提供保障,对其资格、能力作出行政确认,而不是由政府决定你办这个企业要交多少钱。

问:我们也看到有些权从市里放到区里,其实还在审批,换汤不换药。

答:这里面其实存在着寻租的问题。有些权力名义上放下去了,实际上给了相关企业、协会等“二衙门”。放权要能解决实际问题,所以政府简政放权不是简单“做减法”。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类似情况,上级部门把权力留下,只下放责任到下级。要权、责、法三权匹配,事权下放的同时,也要对应公共财政的下放。

政府少干“坏事”,还要多做好事

问:《决定》中增加了政府“环境保护”的职责,怎么看?

答:政府职能不能简单“做减法”。过去,有些人认为,政府少管一点就是好事。我们认为,政府职能该减的减,该加的还要加:要强化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职能和社会保障服务功能,并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化为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。按照新行政法的提法,就是要求政府不光要“少干坏事,还要多做好事”。不仅要求规范行政,也要求积极行政,这些都是有现实意义的。

比如食品安全,要求政府执行最严的监管。对于市场竞争,要求政府保障公平交易。而应对当下的环境问题、污染问题,政府也需要担负起责任来。严格地讲,环境保护也是公共服务的一种。

问:政府的“好事”该怎么做?

答:要有“底线思维”,我们谈论经济问题常用到 “底线思维”,涉及民生领域我们也做好托底,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。以食品为例,政府要管住的是安全问题,至于口味和适应哪个消费层次,则应该由市场、社会来检验。再如信誉问题,政府要管的也应该是基本信誉,比方说是否有违法记录等,所以政府现在取消了驰名商标、著名品牌等的评选,说明这个认识在逐渐清晰。

问:换句话说,底线之上需要有人“接手”?

答:对,政府要“割肉”放权,社会也要培育“接手”,只有真正属于民间的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成熟,才能把政府放下的权力有效使用起来。确实,现在存在“没人接手”的困境。这方面,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,需要承担起发育、培养社会组织的责任,这也是其“社会管理”职能在当下的重点任务。

推进政府改革,强化三个倒逼机制

问:上海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在哪里?

答:三个倒逼机制,将推动下一步改革。通过信息公开倒逼透明政府的形成。上海在2004年首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,比全国早了4年,上海老百姓在使用政府信息方面也是位于全国前列的。信息公开使得行政更加透明,老百姓知道政府在做什么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

通过程序设定倒逼行政效率提升。浦东综合配套改革,探索的告知承诺制、并联审批制,都是较早的。另外上海在探索综合执法体制方面也是超前的,文化、水务、交通等综合执法,取得了成效。

通过把权力变为义务,倒逼服务政府的形成。当下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对于审批制度可谓是釜底抽薪。“负面清单管理”仅限定企业“不能做什么”,并以“清单”方式进行列示,法无禁止即可为,体现了“放权”的改革思路。

问:进一步改革的难点呢?

答:上海最早倡导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,提出“二高一少”的目标(注:全国行政效率最高、行政透明度最高、行政收费最少)。但是很多改革光在地方区域内是很难做成的,尤其市场行为是全国性的。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说,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,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。这话讲得非常好,上篇不改就没有下篇;上面改了,没有下篇的话,就没有好的结果。说明改革要上下联动。这次《决定》将顶层设计描画清晰,包括不再单纯将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等,相信地方政府在此思路下会有做好 “下篇”的明确路径。

另一方面,职能转变不仅包括职能内容转变还有随之而来的机构优化。从法治角度看体制改革,目前我们缺乏行政组织法,行政编制的法制化至今也还没落地。而一般法治国家,行政组织法、行政行为法、行政救济法三类法律都是齐备的。于是,我们的改革,往往机构少了,人一点没少。当然这不只是上海遇到的问题,而是全国层面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,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法制“固化”。

问:除了顺接“顶层”,上海还有哪些探索空间?

答:自贸试验区自然是重点。从法治的角度讲,我认为,上海应当提率先建设“回应型”政府。在国外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,法律要回应社会、民众需求,不能将法律固化、僵化。我们的目标是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,但是政府提供的服务,也有“适销对路”的问题。不能是老百姓不要的我非给你,老百姓要的我没想到要给你。

问:跟之前提的“问题导向、市场导向、需求导向”异曲同工?

答:也可以这么说。“回应型”政府就是要着眼实际问题,明确了解社会和百姓的需求,根据这些需求作出“回应”,提供让老百姓满意的公共服务。这是法治的思维,更应成为政府的思维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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